家属经常认为病人的死亡一定是医疗过失造成的。事实上，医疗有其极限，许多积重难返的病人的生命早已不是医生能够挽回的…… “一个好好的正常人，结果被你们医院给医死了！我父亲走路进来，结果躺着出去，都是你们医院造成的！我要你们负责到底！” 急诊室门口传来一阵大吼，几位医护人员赶紧放下手边的工作去安抚这位盛怒的男人，男人旁边还围着许多看热闹的病人与家属。 突如其来的事件，令正在急诊室会诊其他病人的我也忍不住好奇地抬头看看，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多久， 急诊室主任与几位领导也赶到现场，不断咆哮的男人这才降低自己的音量，但身边似乎又多了几位前来帮腔的家属。 “到底是什么事？”我边写病历，边向旁边的急诊住院医生打听。 “ 凌晨时发生的事， 一个平日跟外乡看护一起住的， 九十多岁的老先生在家里突然觉得胸闷不舒服，外乡看护赶紧叫救护车把病人送来医院。” “到医院的时候状况怎么样？” “人虽然是清醒的，不过一直冒冷汗，抱怨胸痛，而且血压非常低。” “是心脏病发作吗？”虽然我不是心脏科医生，不过基于病人的高龄和他的症状判断，病人很像是急性心肌梗死发作，这是一种猝死率极高的疾病。 “你说对了，就是心肌梗死！病人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绞痛，前年还做过冠状动脉支架手术。这种病人就像是颗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哪里爆炸。”住院医生的这个形容或许不甚厚道，但倒是相当贴切。他接着说，“不论是心电图还是心肌酶检验都有明显的异常，所以当时我们就诊断是急性心肌梗死，也马上会诊了心脏科医生。” “听起来医疗的部分没有问题。医生第一时间就诊断出病人的疾病，而且马上做出处理，那家属还质疑什么？”我不是有意要替自己同事说话，可是听到目前为止，真的不觉得医院方面有所谓的延误或过失。 “就是说啊，全套的心脏急救药物一样也没少给，心脏科医生十分钟之内也赶到急诊现场，我们甚至连紧急心导管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老先生一直没有改善休克，没有多久心跳就停止了，我们只能先做急救，其他的治疗根本来不及。” “你们辛苦了，有时候病人的死亡真的不是医生能够控制的。”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好拍拍他的肩膀， 希望给他一点鼓励。 “要是家属也能理解这一点就好了。我们刚才在急救的时候，外乡看护赶紧打电话联系病人的儿子来医院，可惜他赶到的时候，病人已经是回天乏术。” “他完全无法接受父亲已经死亡的事实，一再强调他父亲原本‘好好的’，是因为送到我们医院之后，病情才急转直下。所以一口咬定我们延误治疗，有医疗过失，要求医院给他一个交代。”急诊医生的眼神流露出疲惫与沮丧，显然刚才的一场急救和家属的质疑，令他们的心力与体力都要耗尽。 “说来说去你们就是要撇清责任！我父亲死在你们医院里，难道你们一点责任都不用负吗？”原本已经冷静下来的家属，又突然发出一声大吼，似乎对院方的解释并不满意， “你信不信我到法院告你们？还是要我找记者来报道你们的医疗过失？！” “请您先冷静一点，对于您父亲的去世我们感到很遗憾， 后续的事宜本院会尽力协助您解决。但请您理解急性心肌梗死本身就是一个死亡率极高的疾病，况且病人已经九十多岁……”负责出面协调的急诊室主任很有耐心地说明治疗经过，希望能安抚家属激动的情绪。听到这里我不禁佩服主任的镇定与冷静，这样的质疑若是发生在我身上，以我的脾气难保不会爆发和病人家属之间更大的冲突。 “昨天晚上我父亲还和我们有说有笑，为什么现在就成了冰冷的死人？我不能接受一个好好的人，被你们医院弄成这样！我要你们还我一个父亲！”随后赶来的一位女家属， 也歇斯底里地大声控诉。 “这位女士，讲话要有凭有据！病人送来医院的时候血压已经非常低了，这么严重的休克怎么会是‘好好的’？什么叫作‘被我们弄成这样’？我们帮病人做的治疗还不够快、不够准确吗？”在旁边一直沉默的一位护士，或许是受不了家属无理的指控，忍不住也动怒地大声反驳。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要向你们院长投诉你！”眼看冲突一触即发，护理部的领导赶紧把这位护士拉开。 “我想再谈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们也不打算再多说， 我要求复印所有的病历和检查报告，大家法院见吧！”家属中一个看似意见领袖的男人，做出这个结论后，便不愿再谈。 出面协调的领导们原本是希望通过详细的病情解释，让家属们能够理解病人的死亡是疾病所致，而非本院的医疗过失造成，但显然得不到效果，家属们依然坚持要“讨个公道”。看来一场医疗纠纷是免不了了。家属复印了病人到院之后的所有检查资料以及在急诊的治疗经过记录，然后愤愤不平地离开了。 虽然冲突暂时是扼制住了，但可以料到的是，家属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只是不确定他们会采取法律内的诉讼，还是法律外的抗争。 事后，院方曾主动释放出善意，希望以更详细的病情解释来消除误会并化解可能的医疗纠纷，但家属仍然坚持认为“病人是死在医院，是被医生给医死的”，因此拒绝一切沟通形式。 几周后，院方就收到检察机关要求调阅病历与调查相关责任归属的公文，虽然在院内检讨会中，医院各方已经确认当天的治疗完全符合医疗常规，但既然家属已经循法律途径提起诉讼，急诊的同事虽然无奈，也还是得接受调查…… 由于我不是当事人，之后我渐渐忘了这件事。直到某一天上班时，在医院门口我见到了好几家电视媒体，而平常总是笑脸迎人的医院宣传科人员，今天却脸色铁青地不发一语。 “有什么大事吗？怎么来了这么多记者？”我拦下路过的一个同事打听。 “前段时间有一个心肌梗死的病人，送到我们医院之后没多久就死亡了，家属认定我们有医疗过失。” 同事这么一说，又让我猛然想起那天在急诊室目睹的一切。“那个案子不是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了吗？怎么又闹到媒体那边去了？”我很不解。 “家属本来是走法律途径提起诉讼，可是检察机关参考了医审会的意见后，认定病人的死亡是疾病造成，医院并没有过失，所以裁定此案不予起诉。” “既然检察机关都已经认定没有过失不起诉，那事情不就了结了吗？” “话是如此没错，可是这样的结果家属当然不服气，还是认定他的父亲是被我们给‘医死’的。家属请来一位议员（注：台湾地区目前的政治制度中，市议员和县议员由当地民众选出，具有审查预算、监督市政的职能）帮他撑腰，硬说我们草菅人命，还找了七八家媒体来采访。”“民意代表（注：台湾地区，民意代表泛指各级立法机关的议员和代表，立法委员、县市议员、乡镇市区代表都属民意代表）接受民众陈情前，不必先了解清楚案情吗？既然法律上都已经证明我们没有过失，为什么还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开记者会？”我当然了解民意代表背负着选票的压力，必须做些“选民服务”，但我不能理解的是，这样的服务难道不需要先分辨是非？ “由于社会大众对于医疗信息掌握得不充分和有偏差， 患者和家属常会被视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因此代表病人或家属跟医院谈判，是最容易塑造‘伸张正义’形象的方式。他们可以提出各种质疑，然后医院就得疲于奔命地解释。就算道理上我们站得住脚，最后通常还是得花一笔和解金来摆平，听说有些人还会从中拿回扣……”同事小声在我耳边说他听到的传言。 “来采访的那媒体的心态是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报道，对医院或医生个人的声誉影响很大吗？” “媒体或许会做些所谓的‘客观平衡报道’，就是让受指控的医生发表观点，不过时长通常有限。比起医生对医疗过程平淡无奇的陈述，家属的血泪控诉似乎更吸引人。如果再加上撒纸钱、抬棺抗议，甚至是向医院大扔鸡蛋，那更是收视率的保证……”听到这里我也不禁汗颜，连自己都常被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所吸引，哪怕知道内容不一定客观与真实，更何况不懂医疗的一般民众。 果然我们遇到了最棘手的难题，在法律内的诉讼失败后，家属转向采取法律外的抗争，今天是诉诸媒体与民意代表，改天说不定就通过黑社会来施压。 家属很难理性分辨清楚病人究竟是“病死”还是“医死”，认为病人的死亡一定是医疗过失所造成。 事实上，医疗有其极限，许多积重难返的病人的生命早已不是医生能够挽回的，一个会来挂急诊的人，一定是有某些疾病或是不适，绝对不是家属所谓的“好好的”，一个真正“好好的人”应该待在家里而不需要来医院。 或许亲人的骤逝会令人感到措手不及、无法接受，但将这样的负面情绪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泄到医疗人员身上的举动，正是造成当今许多杰出人才在急重症领域面前裹足不前的主因。 医院大门口拉开的白布条，上头写着几个触目惊心的红字“草菅人命”，还有一群哭喊着“还我命来”的家属。我转身离开时，心情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