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夜间12点，本该是一天中最寂静的时刻，深圳某三甲医院的儿科急诊室门口却嘈杂若菜市场。 病人实在是太多了，儿科医生贺兰希（化名）不得不加快问诊速度。这一晚，贺兰希在急诊科看了近300个病人，是普通门诊正常工作量的三倍。入冬以来的流感，让各地的儿科医生荒变成了儿科恐慌，焦虑的家长、哭泣的孩子、无奈的医生汇聚在一个时间维度里，共同对这一局面感到无措。 流感诱发的儿科瘫痪 超负荷的工作量倚赖更快的问诊速度，更快的问诊速度又来自于工作积累。这是贺兰希从业的第九个年头，繁重的工作量造成的压力性肥胖让他比刚上班时肥了20斤。 平均3分钟看一个病人，贺兰希是科里有名的快手。他有一个让自己工作高效的办法：饥饿和寒冷。饥饿让人不会犯困，寒冷则让人清醒。除了吃饭不定时，无论春夏秋冬，值班时他一律穿夏装白大褂。 尽管清醒，但病人过多，贺兰希也会焦躁。因等待时间过长，频频有家长质疑为什么不多加人手？ 贺兰希常摆摆手，交给护士去解释，自己则迅速点击叫号看下一个患者。 直至早上8天，门诊交班，贺兰希的“大夜”终于结束。他回到家中想好好补一觉，但是手机却不敢关机，他在等通知。 急诊一天三个班次， 儿科共有18名医生，分流去住院部、门诊一多半人手后，连贺兰希在内的只有6名急诊医生。一人一个班次才能确保上完“大夜”后的人可以补休一天。 2017年12月以来，深圳市流感指数接连为Ⅰ级（极易发生）、Ⅱ级（易发生），面对急诊室门口乌压压等待的人群，贺兰希和同事们大夜后的补休取消了。一旦排号的病人超过40个，护士就打电话通知本该休息的医生回来，“两名医生同时开工分流病人，才能确保在下一个班次交接时不遗留太多病号。”贺兰希对记者解释。 1月3日，这天是贺兰希父亲的生日，为了照顾他可能随时回去支援的需求，全家人在距离医院最近的一家饭店吃饭。 保护自己要靠证据说话 中国医师协会在2018年年会上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2016年，在伤医问题上，66%的医师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但绝大多数为偶尔的语言暴力（51%）。截至2017年5月底，全国各地公安机关侦破涉医犯罪1023起，刑事拘留1058人，查处治安案件4627起，治安拘留4732人，现场制止违法犯罪1700起。 冰冷数字里也有贺兰希的遭遇。从业以来，贺兰希遭遇过4次医患冲突，最让他心有余悸的一次冲突发生在2016年年初，一场乌龙事件差点让他暂停工作。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来看病，要求给拉肚子20多天的小孩输液。贺兰希问诊后发现孩子不需要输液，于是对家长说回去注意看护，晚上多喝点水。结果第二天孩子休克了，家长认为是没给孩子输液引起的，要求走法律途径。 在事件真相未明前，医院多次询问贺兰希事情经过，甚至被告知可能有医疗官司。还好有监控视频为证，贺兰希在诊疗上完全合乎规定。经查实后，孩子休克的原因是家长睡着了，忘记给孩子喂水。 投诉事件无疾而终，但事后家长依旧认为错不在己，那对20岁出头的年轻家长为自己辩解：“我们第一次做父母没有经验，带孩子累睡着了，医生怎么事后不提醒我们呢？”贺兰希对此记忆尤深，他对记者表示，儿科一直就是医患冲突的重灾区，虽然家长的心态可以理解，但某些行为不能姑息。 此后，贺兰希意识到，保护自己要靠证据说话。证据就是急诊室里的监控，但凡容易引起纠纷的地方，他都会有意识加动作让镜头照清楚：“比如告诉家长回去喂水，我会拿起桌子上的奶瓶对着监控镜头比划要喝多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