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医患矛盾的尖锐化，社会上有几种声音：一是指责媒体报道不够 专业，错报信息；二是指责媒体报道激化医患矛盾，对一些情绪容易失控的患者起到了暗示作用；三是过分密集的医患纠纷报道，使医务人员整体上的社会评价降低，从而使医患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四是认为媒体报道与医患冲突没有关系，只是社会存在的现象。 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有道理。的确，现代医学越来越专业，准确报道的门槛越来越高，但这不是不报道或不能报道的理由；退一万步说，是不是媒体不报道，医患关系就一片和谐了呢？ 《苏州大学学报》2015年发表的一篇讨论医患矛盾的论文介绍：2008年在太原召开的关于医患纠纷的全国性内部会议上披露，全国医患纠纷每年发生达百万起， 并以100%的速度增长。据2011年5月31日的《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医患纠纷以每年35%的速度递增。法院诉讼案件也逐年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研究 室统计数据显示，从2003年的9079件上升到2012年的16966件，将近翻了一番。原卫生部对350家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因医疗纠纷引发的冲击 医院、干扰医疗秩序的事件，2006年为10248件，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 数据表明，医患纠纷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媒体报道只是如实反映了这种社会现象而已。 但是近年来，媒体对于医患冲突的报道，却引发了更多的矛盾心态。在12年5月8日清华大学“医路何方”的讲座中，王晨光教授认为，社会舆论把对医生的负面评价夸大了。 他说，实际上，北京几家大医院到法院诉讼的医疗纠纷已经从过去的每年三十几起降到了现在的每年十几起，“但舆论对医生总有负面印象”。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生李和也认为，有些媒体不专业乱报道，“如重庆有媒体曾报道六旬老人做骨科手术要查梅毒，这本来是正常的，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进行报道”。 媒体人朱煦也在清华大学“医路何方”的讲座上认为，作为媒体，集中和部分客观地去传播医患关系极端案件会导致恶的效应，如“8毛钱治10万元病”，事实上是放大了医患冲突。媒体津津乐道这类事件，不断渲染和放大传播，不仅没有回答更深层次问题，还会加重公众对医生的不信任。 广州军区联勤部原研究员阎惠中也谈到部分媒体很难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为了传播的效果，容易夸大事实。有些媒体在报道恶性事件的时候，过于关注杀人者如何凶残，偏向于渲染事实，而忽视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缺乏思考。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朱煦所称的“八毛门”事件。2011年9月5日，深圳新闻网刊登了题目为《医院要动十几万元的手术，最终8毛钱治愈》的文章，称牙医陈刚出生6天的儿子肚子有点鼓，被深圳市儿童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巨肠症，建议做手术，手术费用可能超过10万元。但陈刚觉得蹊跷，拒绝了手术，带幼儿到广州市儿童医院就诊，结果仅花了8毛钱就治好了孩子的病。此事被陈刚怀疑是深圳市儿童医院医生为收入而给病人过度检查，甚至建议做费用昂贵的手术。 此事件被广泛报道后，成了抨击医方最强有力的资料之一。然而，就在舆论纷纷谴责医院时，该婴儿却突然病情恶化，不得不再度入院，医院诊断的确是患有先天性巨结肠，最终在武汉同济医院的治疗费用是两万余元。为此，陈刚通过媒体发出公开道歉信，表达了对深圳儿童医院的深深歉意。 “八毛门”事件也引发了媒体的反思，有传媒研究者撰写论文认为，记者缺乏专业水准和独立判断能力，由于受到对医方刻板印象的影响，没有了解相关医学知识和深入调查、广泛求证及先入为主地作出判断，进行报道，使得受众被误导。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对医方的不信任情绪，强化了社会对医方的负面刻板印象。 广州某三甲医院医生王云说，确实，很多记者毕竟在这个方面不专业，“写出来的东西似乎充满正义，但我们看上去就觉得好笑。” 李和谈到，媒体也要做些工作，告诉大家对生命和死亡应有正确的态度，医生能做的事情有时候很有限。他认为媒体不能纵容医闹的风气。 不过，在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医疗律师刘晔看来，出了医疗问题，当然不能回避媒体，因为这样矛盾只会越积越多。“但媒体也要提高专业素养，尊重事实，立场公正，不懂的问题要请教相关专业人员。长期报道医疗纠纷的媒体，我认为要配备两类人员，医生顾问和法律顾问”。 阎惠中也认同非医学专门媒体在报道类似事件时要多向医疗系统专家请教。“医患纠纷的报道不同于一般事件，记者应更加专业，不偏不倚，审慎地报道医患纠纷，避免误导受众，激化矛盾。” 医患冲突，媒体报道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只有专业，不偏不倚，审慎地报道医患纠纷，才能让老百姓看到真相，才能缓和现今紧张的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