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背景 在计划生育国策下，独生子女及421家庭开始成为国内主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及高考恢复后，社会趋于正常流动，望子成龙成了大多数家庭的主导思想，“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仅有的孩子也成为了家庭的命根。对于孩子出事的忍受阈值大幅度降低。 仅仅这一点是不够的，不然无法解释为何80、90年代为什么没人说儿科医生缺乏。另一点非常重要的在于在90年代起，人民收入开始疯狂增长后，有一种职业开始出现：医药代表。 我不想在这讨论医德医风问题，事实就是，儿科医生由于用药量少，收入显著低于成人科室医生。而随着进入21世纪，红包开始被严打之后，回扣成为了医生最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加上医药产业的爆炸性增长，这种差距被无限拉大。 第三个是进入新世纪后，“医闹”的职业化和常规化对各大医院都有着严重冲击，这点大家都清楚，无需赘述。 以上三点是大背景，但是如果你去百度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儿科医生荒”这个词直到10、11年才开始出现。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似乎由来已久的问题，在这两年突然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导火索 让我们把时间轴稍微往前倒退一点点，来到2009年11月3日。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徐氏夫妇带5个月大，发着高烧的宝宝来住院，当夜去世。在此过程中，家长曾三次下跪求医生去看下，却换来冷漠以对。最终，此事轰动全国，当事医生被吊销执照，院长书记及以下11人被处分，被评为2009年十大新闻，史称“徐宝宝事件”。 我无意为此事洗地，事实上，甚至可以负责任的说，医生占到了99.9%的责任。 那么，按照大家的想法，正常的结果是此医院既然如此医德败坏，那么此后应当是门庭冷落车马稀。然而，非常讽刺的是，在其后几年里，其门诊量住院量屡创新高，门前排队宛若长龙，蔚为壮观。 原因为何？ 在此事发生后，吓破了胆的反而是儿科专业实力更弱的综合医院，大多数综合医院均看到了儿科的巨大风险，再加上其本身就是吃力不讨好的鸡肋专科，于是纷纷减少了儿科业务，一旦稍有疑难杂症便拒诊，走投无路的家长只好去儿童医院。 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仅仅是这样已经足够糟糕，2011年9月7日，由医生自己再次补上了一刀。 一个出生仅6天的婴儿无法正常排便，深圳儿童医院建议做造瘘手术，全部费用需10万元；而身为口腔医生的父亲陈先生拒绝了手术，到另外一所医院仅开了0.8元的石蜡油，用后症状即缓解。史称“八毛门”。尽管最终患儿还是去武汉同济接受了手术，证明深圳儿童医院诊断无误，但是影响早已筑下。 恶性循环 而这几年，刚好又是国内各大医院疯狂扩张的年代，从之前的2000张床位已是地区巨无霸，到现在3000张床的大医院遍地走，10000张床的郑大一附院笑傲江湖，与之相对应的是医院的儿科往往不涨反缩，甚至听闻不少城市都因为上述的事情取消了市儿童医院的建设。时至今日，在徐宝宝事件发生地江苏，13个城市仅仅有7个拥有专业的儿童医院。这还是人口和财政都属于国内顶尖的省份，偏远地区更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儿科医生的缺乏，使得医生工作负担更重，就医环境更差，也就有更多的人选择逃离，医学生也不会再选择该专业而纷纷挤破头去赚钱的骨科、肿瘤、心内等。因此也就进入恶性循环，即使有的儿童医院开出的待遇比成人医院高一截，都难以招到足够的人。 而这个问题，在目前看来，没有一丝好转的希望。没有了这两个事件，也会有“李宝宝”，“五毛门”等等，但是，彻底将儿科埋葬的两个事件，一个是医生全责，一个是医生爸爸一手主导，在这个医患矛盾的大环境下却死于猪队友之手，只能说是巨大的讽刺吧。 世界难题 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中国独有，在美国，儿科医生由于收入低，也同样是人荒。但是好在它可以收割全世界的人才，大把的印度、中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医生前赴后继地去填缺口。其他发达国家也情况类似。而在与中国相近的印度，医生本身的缺口就极大，更不用说儿科医生了，印度儿童的医疗情况可谓是令人发指。 最后，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最讨厌知乎上医生整天喊苦喊累装纯洁，看到都会忍不住喷两句，也得罪了大把同行。但只有两个科室我是从来不黑的，一个是儿科，一个是急诊。这才是真苦真累。